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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成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执行措施******

　　法治课｜刘鑫成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执行措施

　　1月12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获悉，刘鑫(现名刘暖曦)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719365元，由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执行，立案时间为2023年1月11日。

　　刘鑫被列为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执行措施？

　　根据民诉法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向澎湃新闻介绍，在青岛城阳区法院执行立案，公开执行案件信息后，法官可操作法院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刘鑫名下财产进行全面查控，比如银行存款、证券、股权、不动产、机动车辆、保险理财等，然后根据查控结果分别处理。

　　邢鑫称，若刘鑫有银行存款，则可划拨到法院账户，以支付江秋莲，执行结案；若刘鑫没有足额银行存款，法官可根据网络查控查找到的其他财产情况及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制定执行方案。随后，制作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协助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不动产、机动车辆、证券、股权、公积金等其他财产，并启动财产处置措施。

　　若刘鑫成为被执行人后，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赔偿，还可能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受到更多限制。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若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法院将向失信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出行不得乘坐飞机高铁，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高消费，不得购买不动产，不得旅游度假等。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2年12月30日，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刘鑫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精神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江秋莲代理律师黄乐平曾表示，依据法律规定，刘鑫应当在2023年1月9日(含当日)之前完成赔偿，否则江秋莲可在1月10日起两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2023年1月2日，刘鑫在微博上发布文章并开通打赏，对于法院的判罚，她称若有人愿意帮她，她会感谢并希望有机会报答。此事被认为是刘鑫在众筹赔偿款，引发巨大争议，刘鑫的微博账号随后被永久禁言，微博方面称，第一时间关闭了刘鑫微博账号的打赏功能并限制其提现。

　　2023年1月10日，最后期限内未收到刘鑫赔付金，江秋莲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